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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中）
光绪葬礼
慈禧太后(1835-1908美丽岛事件），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1861年至1908年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特权
作为一个庞大系统的开发计划，“一纲十目”的内容远没这么简单；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寻常的规划设想。说它旷古未有，说它史无前例，这两点是核心性的：有权做事、有人做事。就是为了确保这项创兴计划不致落空，赋予侨兴总公司以特权，派胡国廉为督办大员。
侨兴、侨丰两公司，是胡国廉专事开发琼崖实业而创设。不过后来随着清廷的覆亡，这两侨公司在海南匍匐而行，异常艰难。延至民国时代，终成谈论海南实业者凭吊追思的对象。
但是，在此时，农工商部对侨兴总公司之设，同样抱有极大的期待，认为是“志业伟大”之举。该部同时也充分估计了开发海南的艰巨性，认为国家如不实行特殊政策，这一宏伟计划就有可能落空，因而提出用心良苦的“筹久远”之计：“夫以该公司负非常之责任，抱无穷之希望，志业伟大，良足嘉尚。虽经臣等酌量缓急，定措施之次第。然工艰费巨，任重事繁，投资本于蛮烟瘴雨之乡，期成效于旷日持久之后，非予总公司以特别之利，不足以广招徕；非予总公司以特别之权，不足以资提倡。”这种授予开发主体特别之利、特别之权的举措，实在可看成是开时代风气。否则，在蛮烟瘴雨之乡投资，要想有成效，无异于缘木求鱼。
又说公司“开办之初，虑多阻扰。惟赖朝廷主持于上，地方官协助于下，宽税则以纾商力，简文法以顺商情。将来百货万商，骈阗充溢，公司蒙其利，国家亦坐受其成。万一权多旁掣，功废半途，前者寒心，后者裹足，事机一误，隐患方深。”将公司之成败，同国家利益之增损相提并论，也许这样真的能打动皇太后、皇上的心。至于“宽税则以纾商力，简文法以顺商情”，我们隐约可以读出实行特殊政策、特事特办的味道来。
农工商部还提出“为国家杜流弊”事：“此项垦矿章程，为发舒商力、鼓舞侨情起见，且创办各商，均热心祖国，夙负重望，自不妨格外从宽，以尽地利。而将来流弊，亦不可不预为之防。该总公司系完全商办性质，任事各员，悉由股东公举，他日辗转易员，至十数年数十年以后，倘有搀合外股借用外款等事，仍由臣部及两广总督暨两广咨议局随时稽查，一经觉查，所定章程作为无效，并饬该公司将此条订入专章，以期永守。”
总理
农工商部奏中又言：“臣等公拟，仰恳天恩，俯念琼崖事体重要。明降谕旨，特派大员督办琼崖垦矿事宜，以重事权，并请勅下两广总督，饬劝业道，饬琼崖道，实力保护，并由臣部随时稽查，遇事维持，俾策全功而收实效。臣等所谓为公司筹久远者此也。”或许这些理由还不够充分，或者是没有明确哪个大员，于是杨士琦当日又领衔奏请朝廷特派大员督办琼崖垦矿事宜，以重事权。此奏说：“琼崖垦矿，事关钜要，非蒙特派大员督办，不足以崇声望而专责成。惟所派各员，必须深谙土风，洞悉商情，始可收提倡维持之效。”
这个大员就是胡国廉：“查三品卿衔胡国廉，器识闳远，筹略精深，才力足膺钜难，声气足资号召，一旦事由手创，则休戚相关。地方自经，则情形熟悉，合并仰垦天恩，俯准予三品卿衔胡国廉督办琼崖垦矿事宜，俾得专心筹划，迅速开办。候选道区昭仁，才识优良，夙精农矿，与道衔张维藩均籍隶广东。以之驻琼办事，可使闽粤侨商，联络一气，拟由臣部加札委派，将来办有成效，再行酌予奖励，以资鼓舞。”
很快得到上谕：“农工商部奏筹议华商创兴琼崖地利事宜，酌拟办法一摺。著派三品卿衔胡国廉总理琼崖垦矿事宜。其有关涉地方他项商民利害事务，应会同地方官妥商办理。馀依议。”
在谕准胡国廉总理琼崖垦矿事宜之后，农工商部第三次奏，为的是开办琼崖恳矿事宜，请颁给关防，以资信守。奏中说：“查琼崖全岛，地居形要，物产丰饶。臣部奏准华商设立总公司，俾鸠集农工，创兴各项地利，以殖民之策，为固圉之谋，兹奉明诏，特派三品卿衔胡国廉总理其事。内则莞摄公司，外则会同地方官妥商办法。造端宏大，事务殷繁。凡文牍薄籍等项，非钤用关防，不足以昭慎重，拟请刊刻木质关防一颗，文曰：‘总理琼崖国矿事宜关防’颁给钤用，俾资信守。”十天后8月29日，“奉旨依议，钦此。”
授予总公司“关防”，胡国廉“总理”可与地方官商事，侨兴公司的“特别之权”已隐然而现。本来创兴海南的计划，规模已经十分庞大，几乎包括海南的全部经济活动，现在又授商人以开发经营之特权，并由清廷指派大员总理其事，在海口、那大、香港等处，又派专员综理、辅佐一切，这些实为海南空前未有之开发举措。只是到了民国时期，这项特权还引起一场纠纷。
凭吊
南洋侨商投资热情高涨，清政府上下一致促成其事，致使创兴海南地利的筹划准备事项，进展快速。1908年夏胡国廉等已招股二百万元，侨兴总公司和其下属的侨丰公司同时成立。侨兴总公司成立以后，在儋县那大镇设办公楼，悬挂龙旗，以示奉旨来儋开办实业。创兴海南计划，由此开始进入启动阶段。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两个多月之后，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相隔不到二十四小时，次日慈禧太后也病卒。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就是清末帝。次年改元宣统。
此时，国内政局动荡加剧，人心急切思变。是时各地同盟会组织相继派员驰赴新加坡请示孙中山，以听进止。孙中山对海南形势极为关注，对旅泰琼籍同盟会员指出：“琼州形势，最有可为。”在清末的三年，就海南局势本身而言，进入了革命形势激荡不安的年代。
侨兴、侨丰两公司虽已成立，并在那大、三亚、榆林等地展开垦发事务，只是清室逊位，胡国廉、区昭仁等分别去任，官方辅导乏人，商力经营遂陷于进退维谷之中。
1909年（宣统元年）的时候，据民国《临高采访册》记载，广州区昭仁等以巨赀来辟临高临城之西的头嘴港，“通轮船，设码头，造货仓两座，而另于文科地设立琼崖种植畜牧矿务侨兴有限公司。其自码头上者，又开马路以通南宝，自南宝而达于儋县之尖岭(附近那大市)，即其地开矿、种植、畜牧，而复运于港焉。然其所开路尚不能十七，居民有不便者，辄起争之。公司益为酷烈，遂成祸变。民国初年，股东皆各返省，而路遂停矣。”
到了民国初年，时琼崖实业交通署长殷汝骊，对于赋予侨兴公司特权一事，因限于侨资乃企图取消。1913年，广东省政府交涉局长冯裕芳（琼山人）等人，复在广东省参议会为侨兴权力呼吁，主张维持清廷之原议，结果也以侨资不足，未获结果。因此，侨兴、侨丰因未能取得专办之特权，垦植、盐务均限于资金，仅局限于那大、榆林一隅，业务无从扩展。民国以后，又因琼崖腹地匪乱频仍，军阀龙济光、邓本殷连年割据，至令清末清廷开发海南地利之重大鸿图，终在惨淡艰难的环境之下失败不振，以致侨兴公司在那大烟园胶园，侨丰公司在榆林、三亚的盐业遗迹，徒供后人谈海南实业者，以凭吊而已。
1914年春，湖南人夏寿华游琼崖，在所著《琼游笔记》中记录了他三月十七日访问侨兴、侨丰两公司的时情况，“二侨”真的是成为凭吊的现象。“管事区秀卿南海人，情意甚殷。云侨兴公司开办儋县那天墟乌翔岭锡矿，六年于兹，尚未见利。探有那金金矿，距儋城四十里，因水土恶劣未开。又距儋城三十里之灰窑河，种植咖啡、树胶，均数百万株，尚无利可言。惟烟有成效，棉花、甘蔗尚在试验中。侨丰专办崖县之三亚港、昌化之北黎港及临高之盐田，去年秋冬甚佳。又言公家如肯开路，则诸事易举矣。”
尽管如此，侨兴、侨丰公司的设立，毕竟燃起近代海南实业开发的星星之火，此外又新起一些公司，如实成、农发、琼安、茂林、亭父等。在儋县那大，许多华侨为了开发海南的橡胶事业，也设立了一些公司。如l910年秘鲁华侨曾汪源、曾金城父子(广州市番禺人)，马来西亚华侨区慕颐、区乾寅兄弟(广州市人)同菲律宾华侨刘杰生(广州市人)招股合资，成立侨植垦务公司，专营橡胶生产。之后，华侨又分别在那大成立垦植公司、侨兴实业公司、侨轮公司等。有人统计，从宣统二年（1910年）至l950年，儋县那大镇由华侨开设的公司共三十一家。众多的侨资创办的公司，对开发琼崖地利，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至于杨士琦，民初被列为六君子，拥袁称帝，与湖南杨度统称二杨。是故治海南史者，或谓不齿于杨的为人，但为创兴海南地利，他三番两次上奏清廷，为海南留下弥足珍贵之文献。
情结
杨士琦后来的为人可能不足取，而张之洞用心于海南则值得称道。实际上，杨士琦再三上奏，背后的推手就是张之洞。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海南情结”，如果附加于张之洞，也是再贴切不过的。
1884年，当中法战火在中国西南边疆燃烧之时，山西巡抚张之洞临危受命，出任两广总督，至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督粤五年，与海南的关系不绝如缕，非宏篇不足以书丹青。仅以1887年８月２日他提出的《通筹善后事宜折》而言，张之洞就像刘铭传开发台湾一样，谋划海南的“一劳永逸”之计，提出了开辟海南的庞大计划，目的是“开山收土，永奠海南”，“俾此奥区，永为乐土”，使这个时期成为史上经略海南唯一值得关注的时期。他们通筹计划，择其荦荦大端者五：移民垦田、招商伐木、助商开矿、设官之制、除弊化俗。
张之洞为了实现他开辟海南史无前例的计划，将处事不力的兼护雷琼道、琼州知府谦贵革职，“破格”起用汾州知府朱采取而代之，作为其筹划“经久之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张之洞评价朱采是“志正识远，综核精勤，于洋务能见其大。”朱采不辱使命。又因创建海南第一楼，祀唐李德裕、宋李纲、赵鼎、胡铨、李光五公，因此他的名字与五公祠一起流传。
长期以来，化妆品强制动物测试一直是道德美容品牌进入这个市场的绊脚石，阻碍它们的进入。然而，最近的法规变化为这些品牌迎合不断增长的消费者对道德消费主义的渴望铺平了道路。
两年后张之洞调任湖广，继任者是毫无作为的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史称此人只会做官，不愿做事，谈不上对海南半点关怀。这或许就是历史对海南的“闪失”。一个事情是在1891年，他把张之洞在德国定购的作为为琼州（今海口）海岸防守之用七生半车炮，拟全数运往天津，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分拨留存。张之洞显然对此耿耿于怀，晚年自撰《抱冰堂弟子记》，胪列其行状一百二十条，其中与海南相关的两条，其一就是“拟于琼州府城外设守，并经营榆林港，分头营造，已筹有定款，购有甚巨炮台数十尊。后任某君到，言此台此炮为无用，尽举以赠北洋。”
张之洞自调湖广总督，除1894年、1902年两度署任两江总督外，一直任湖广总督。直到1907年赴京任军机大臣、官居宰辅为止。此时同时调为军机大臣的还有直隶总督袁世凯。此时，张之洞依据其两广总督任内所掌握的海南的资料，经由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领衔，奏上“筹议华商创兴琼崖地利摺”，请筹集华商创兴海南之地利，其奏折经三次条陈，均得慈禧太后谕准。这就有了本文所追述的一切。
此时距张之洞离开广东已近二十年，距他离开人世只有两年，所以，我们若说他为“海南情结”第一人恐不为过矣。在光绪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之后，1909年张之洞亦谢世，清室不二年结束。是以“一纲十目”的海南开发计划尚未全面铺开，就随着这一切而烟飞云消，徒然增加治史者的叹息。
有论者认为，历代封建王朝对海南岛的开发，特别是清朝末年开发琼崖地利的历史，对今天海南特区的开发建设，无疑有借鉴作用。也有论者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纲十目”这样“志业伟大”的区域性开发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又不能不看到，以胡国廉为代表的侨商们能提出如此宏伟的计划，并能初步付诸实施，实属难能可贵。斯举堪称八十年后海南经济特区之先声，理应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中铭记一笔。
如果我们是承启而不是断裂传统，那么由“一纲十目”所折射出的那个时代的人与事，一百年后仍有值得我们审视的价值，当非虚言。
1908，一项创兴海南宏大计划的夭折（上）
